武汉大学珞源国学社

梁启超：少年中国说

武汉大学珞源国学社 — Tue, 10 Jun 2008 02:37:12 +0800

少年中国说①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②。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③，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

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④，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⑤，少年人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宜然。

梁启超曰：伤哉，老大也！浔阳江头琵琶妇，当明月绕船，枫叶瑟瑟，衾寒于铁，似梦非梦之时，追想洛阳尘中春花秋月之佳趣⑥。西宫南内，白发宫娥，一灯如穗，三五对坐，谈开元天宝间遗事，谱霓裳羽衣曲⑦。青门种瓜人，左对孺人，顾弄孺子，忆侯门似海、珠履杂遝之盛事⑧。拿破仑之流于厄蔑⑨，阿剌飞之幽于锡兰⑩，与三两监守吏，或过访之好事者，道当年短刀匹马，驰骋中原，席卷欧洲，血战海楼，一声叱咤，万国震恐之丰功伟烈(11)，初而拍案，继而抚髀(12)，终而揽镜：呜呼，面皴齿尽，白发盈把，颓然老矣！若是者，舍幽郁之外无心事(13)，舍悲惨之外无天地，舍颓唐之外无日月，舍叹息之外无音声，舍待死之外无事业。美人豪杰且然，而况于寻常碌碌者耶？生平亲友，皆在墟墓；起居饮食，待命于人。今日且过，遑知他日；今年且过，遑恤明年。普天下灰心短气之事，未有甚于老大者。于此人也，而欲望以拏云之手段(14)，回天之事功(15)，挟山超海之意气(16)，能乎不能？

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立乎今日以指畴昔，唐虞三代(17)，若何之郅治(18)；秦皇汉武，若何之雄杰；汉唐来之文学，若何之隆盛；康乾间之武功，若何之烜赫。历史家所铺叙，词章家所讴歌，何一非我国民少年时代、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之陈迹哉！而今颓然老矣！昨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处处雀鼠尽，夜夜鸡犬惊。十八省之土地财产(19)，已为人怀中之肉；四百兆之父兄子弟(20)，已为人注籍之奴(21)。岂所谓“老大嫁作商人妇”者耶(22)？呜呼，凭君莫话当年事，憔悴韶光不忍看！楚囚相对(23)，岌岌顾影；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国为待死之国，一国之民为待死之民。万事付之奈何，一切凭人作弄，亦何足怪！

梁启超曰：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是今日全地球之一大问题也。如其老大也，则是中国为过去之国，即地球上昔本有此国，而今渐澌灭(24)，他日之命运殆将尽也。如其非老大也，则是中国为未来之国，即地球上昔未现此国，而今渐发达，他日之前程且方长也。欲断今日之中国为老大耶？为少年耶？则不可不先明国字之意义。夫国也者，何物也？有土地，有人民，以居于其土地之人民，而治其所居之土地之事，自制法律而自守之，有主权，有服从，人人皆主权者，人人皆服从者。夫如是斯谓之完全成立之国。地球上之有完全成立之国也，自百年以来也。完全成立者，壮年之事也；未能完全成立而渐进于完全成立者，少年之事也。故吾得一言以断之曰：欧洲列邦在今日为壮年国，而我中国在今日为少年国。

夫古昔之中国者，虽有国之名，而未成国之形也。或为家族之国，或为酋长之国，或为诸侯封建之国，或为一王专制之国。虽种类不一，要之，其于国家之体质也，有其一部而缺其一部。正如婴儿自胚胎以迄成童，其身体之一二官支(25)，先行长成，此外则全体虽粗具，然未能得其用也。故唐虞以前为胚胎时代，殷商之际为乳哺时代，由孔子而来至于今为童子时代，逐渐发达，而今乃始将入成童以上少年之界焉。其长成所以若是之迟者，则历代之民贼有窒其生机者也。譬犹童年多病，转类老态。或且疑其死期之将至焉，而不知皆由未完全未成立也；非过去之谓，而未来之谓也。且我中国畴昔，岂尝有国家哉，不过有朝廷耳。我黄帝子孙，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数千年，而问其国之为何名，则无有也。夫所谓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宋、齐、梁、陈、隋、唐、宋、元、明、清者，则皆朝名耳。朝也者，一家之私产也；国也者，人民之公产也。朝有朝之老少，国有国之老少。朝与国既异物，则不能以朝之老少而指为国之老少明矣。文、武、成、康(26)，周朝之少年时代也；幽、厉、桓、赧(27)，则其老年时代也。高、文、景、武(28)，汉朝之少年时代也；元、平、桓、灵(29)，则其老年时代也。自馀历朝，莫不有之。凡此者谓为一朝廷之老也则可，谓为一国之老也则不可。一朝廷之老且死，犹一人之老且死也，于吾所谓中国者何与焉？然则，吾中国者，前此尚未出现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云尔。天地大矣，前途辽矣，美哉我少年中国乎！

玛志尼者(30)，意大利三杰之魁也。以国事被罪，逃窜异邦。乃创立一会，名曰“少年意大利”，举国志士，云涌雾集以应之。卒乃光复旧物，使意大利为欧洲之一雄邦。夫意大利者，欧洲第一之老大国也。自罗马亡后(30)，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殆所谓老而濒于死者矣。而得一玛志尼，且能举全国而少年之，况我中国之实为少年时代者耶？堂堂四百馀州之国土，凛凛四百馀兆之国民，岂遂无一玛志尼其人者！

龚自珍氏之集有诗一章，题曰《能令公少年行》(32)。吾尝爱读之，而有味乎其用意之所存。我国民而自谓其国之老大也，斯果老大矣；我国民而自知其国之少年也，斯乃少年矣。西谚有之曰：“有三岁之翁，有百岁之童。”然则，国之老少，又无定形，而实随国民之心力以为消长者也。吾见乎玛志尼之能令国少年也，吾又见乎我国之官吏士民能令国老大也。吾为此惧。夫以如此壮丽浓郁翩翩绝世之少年中国，而使欧西日本人谓我为老大者，何也？则以握国权者皆老朽之人也。非哦几十年八股，非写几十年白折(33)，非当几十年差，非捱几十年俸，非递几十年手本(34)，非唱几十年诺(35)，非磕几十年头，非请几十年安，则必不能得一官，进一职。其内任卿贰以上(36)，外任监司以上者(37)，百人之中，其五官不备者(38)，殆九十六七人也。非眼盲，则耳聋；非手颤，则足跛；否则半身不遂也。彼其一身饮食步履视听言语，尚且不能自了，须三四人在左右扶之捉之，乃能度日，于此而乃欲责之以国事，是何异立无数木偶而使之治天下也！且彼辈者，自其少壮之时，既已不知亚细亚、欧罗巴为何处地方，汉祖、唐宗是那朝皇帝，犹嫌其顽钝腐败之未臻其极，又必搓磨之(39)，陶冶之，待其脑髓已涸，血管已塞，气息奄奄，与鬼为邻之时，然后将我二万里山河，四万万人命，一举而畀于其手。呜呼！老大帝国，诚哉其老大也！而彼辈者，积其数十年之八股、白折、当差、捱俸、手本、唱诺、磕头、请安，千辛万苦，千苦万辛，乃始得此红顶花翎之服色(40)，中堂大人之名号(41)，乃出其全副精神，竭其毕生力量，以保持之。如彼乞儿拾金一锭，虽轰雷盘旋其顶上，而两手犹紧抱其荷包，他事非所顾也，非所知也，非所闻也。于此而告之以亡国也，瓜分也，彼乌从而听之(42)，乌从而信之！即使果亡矣，果分矣，而吾今年既七十矣八十矣，但求其一两年内，洋人不来，强盗不起，我已快活了一世矣；若不得已，则割三头两省之土地(43)，奉申贺敬，以换我几个衙门，卖三几百万之人民作仆为奴，以赎我一条老命，有何不可，有何难办！呜呼！今之所谓老后老臣老将老吏者，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手段，皆具于是矣。西风一夜催人老，凋尽朱

颜白尽头。使走无常当医生(44)，携催命符以祝寿，嗟乎痛哉！以此为国，是安得不老且死，且吾恐其未及岁而殇也。

梁启超曰：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制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如僦屋者然(45)，彼明日将迁居他方，而我今日始入此室处。将迁居者，不爱护其窗栊，不洁治其庭庑(46)，俗人恒情，亦何足怪。若我少年者，前程浩浩，后顾茫茫，中国而为牛为马为奴为隶，则烹脔鞭箠之惨酷(47)，惟我少年当之；中国如称霸宇内，主盟地球，则指挥顾盼之尊荣，惟我少年享之，于彼气息奄奄与鬼为邻者何与焉！彼而漠然置之，犹可言也；我而漠然置之，不可言也。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澌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48)；河出伏流(49)，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50)，风尘吸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51)；干将发硎(52)，有作其芒(53)；天戴其苍，地履其黄(54)；纵有千古，横有八荒(55)，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此岳武穆《满江红》词句也(56)。作者自六岁时即口受记忆，至今喜诵之不衰。自今以往，弃“哀时客”之名，更自名曰：“少年中国之少年。”作者附识。

注释

①本文作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文章从驳斥日本和西方列强污蔑我国为“老大帝国”入手，说明中国是一个正在成长的少年中国。本文所说的“国”，是理想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文章认为封建专制制度和封建官吏已经腐朽，希望寄托在中国少年身上，并且坚信中国少年必有志士，能使国家富强，雄立于地球。反映了作者渴望祖国繁荣昌盛的爱国思想和积极乐观的民族自信心。文章紧扣主题，运用排比句法，层层推进，逐次阐发，写得极有感情，极有气势。

②欧西：指欧美西方世界。

③恶(wū乌)：叹词，犹“唉”，含有否定的意思。

④金字塔：古代埃及王墓，以石筑成，底面为四方形，侧面作三角形之方尖塔，望之状如“金”字，故译名“金字塔”。金字塔与下句“西伯利亚铁路”对举，取其古雅而无实用意。

⑤死海：湖名，一名咸海。因水中含盐量高，鱼类不生，故名。在约旦、以色列和巴基斯坦间。潴(zhū诸)：聚积的水流。

⑥“浔阳”六句：用白居易《琵琶行》诗所写的故事。琵琶妇原是长安歌女(此处误为洛阳歌女)，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离她经商而去。在浔阳江头的夜晚，枫叶瑟瑟，她回想往事，有不胜零落之感。浔阳江，在今九江市北，长江流经九江市的一段。

⑦“西宫”六句：就白居易《长恨歌》所咏唐玄宗与杨贵妃事，用元稹《行宫》“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诗意，谓安史之乱后，白头宫人忆及当年事，倍感凄凉。西宫，唐太极宫；南内，唐兴庆宫。李隆基自四川返京后，先居兴庆宫，后迁西宫。霓裳羽衣曲，本名《婆罗门》，源出印度，开元中传入中国。传说李隆基梦游月宫，听诸仙奏曲，默记其调，醒后令乐工谱成。

⑧“青门”四句：用汉初邵平故事。邵平在秦末为东陵侯。秦亡后，在长安东门外种瓜为生。(见《三辅黄图》)此句谓邵平回想当年的繁华，颇为感伤。青门，汉长安东门。孺人，古代大夫之妻称孺人，明、清两代七品官的妻子封孺人。珠履，用珠子装饰的鞋。杂遝(tà踏)，杂乱。

⑨拿破仑：即拿破仑一世。法国资产阶级政治家、军事家。他于1804年为法国皇帝，曾称霸欧洲。1814年各国联军攻破巴黎，拿破仑被流放于厄尔巴岛。厄蔑：即厄尔巴岛，在意大利半岛和法国科西嘉岛之间。⑩阿剌飞：指埃及民族解放运动领袖阿拉比，曾率众推翻英、法殖民统治。1882年，英国侵略军进攻埃及，阿拉比领导军队抗击，战败被流放于锡兰。

(11)丰功伟烈：丰功伟绩。烈，功绩。贾谊《过秦论》：“及至始皇，奋六世之馀烈，振长策而御宇内。”

(12)抚髀(bì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裴注引《九州春秋》：“备住荆州数年，尝于(刘)表坐起至厕，见髀里肉生，慨然流涕。还坐，表怪问备，备曰：‘吾常身不离鞍，髀肉皆消；今不复骑，髀里肉生。日月若驰，老将至矣，而功业不建，是以悲耳！’”髀，大腿。

(13)幽郁：深沉的忧郁。

(14)拏云：上干云霄之意。李贺《致酒行》诗：“少年心事当拏云。”

(15)回天：使天地倒转，喻改变局势。

(16)挟山超海：喻英雄壮举。《孟子·梁惠王上》：“挟泰山以超北海。”

(17)唐虞三代：指唐尧、虞舜和夏、商、周三代。

(18)郅(zhì至)治：至治，把国家治理得太平强盛。郅，极，至。

(19)十八省：清初全国共分十八个省。光绪末年增至二十三省，但人们习惯上仍称十八省。

(20)四百兆：即四亿，当时中国有四亿人口。

(12)注籍之奴：注入户籍的奴隶。这里指失去自由的人。

(22)老大嫁作商人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诗句。

(23)楚囚相对：喻遇到强敌，窘迫无计。《晋书·王导传》载，晋元帝时，国家动乱，中州人士纷纷避乱江左。“过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饮宴。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皆相视流涕。惟(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泣邪？”

(24)澌灭：消亡，消失。

(25)官支：五官、四肢。

(26)文、武、成、康：周朝初年的几代帝王。周文王奠定了灭商的基础；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成王、康王把国家治理得非常强盛，史称“成康之治”。所以下句将其比作周朝的少年时代。

(27)幽、厉、桓、赧(nǎn蝻)：指周幽王、厉王、桓王、赧王。幽王宠褒姒，废申后，申侯联合犬戎攻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周厉王暴虐，被流放于彘(今山西霍县)。周桓王时，东周王室衰落。周赧王死后不久，东周灭亡。(28)高、文、景、武：指汉初四代皇帝。汉高祖灭秦、楚，建立汉王朝。文帝、景帝发展生产，国家强盛，史称“文景之治”。武帝重武功，国力强盛。

(29)元、平、桓、灵：汉元帝、平帝、桓帝、灵帝。汉元帝时，西汉开始衰落；汉平帝死后不久，王莽篡国，西汉灭亡。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两代帝王，其执政期间外戚、宦官专权，政治黑暗，为东汉灭亡种下了祸根。

(30)玛志尼(1805-1872)：意大利爱国者。罗马帝国灭亡后，意大利受奥地利帝国奴役，玛志尼创立“少年意大利党”，创办《少年意大利报》，发动和组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意大利的独立统一事业。他与同时的加里波的、喀富尔并称“意大利三杰”。下文“旧物”，指国家原有的基业。

(31)罗马亡后：罗马帝国曾跨欧亚两洲，后分裂为二。西罗马亡于476年，东罗马亡于1453年。下文“土地隶于教皇，政权归于奥国”，是指1815年后，意大利分为几个邦国，其中罗马教皇国势力甚大，都受奥地利的控制。

(32)《能令公少年行》：龚自珍抒怀之诗，收入《定庵全集》，原意是说一个人不追求名利，放宽胸怀，就能长葆青春。这里取其长葆青春意。

(33)白折：清代科举应试的试卷之一。殿试取中进士后，还要进行朝考，以分别授予官职。朝考用白折，即用工整的楷书写在白纸制的折子上。

(34)手本：明清官场中下级晋见上级时用的名帖。

(35)唱诺(rě惹)：古代的一种礼节。对人打恭作揖，口中出声，叫唱喏。诺，当作“喏”。下文“请安”，系清代问候的礼节，男子打千，即右膝微跪，隆重时，双膝跪地，呼“请某某安”。

(36)卿贰：卿是朝廷各部的长官，贰指副职。

(37)监司：清代通称各省布政使、按察使及各道道员为监司。

(38)五官不备：指五官功能不全。

(39)搓磨：磋磨，切磋琢磨。原是精益求精意，这里指磨去棱角、锋芒。

(40)红顶花翎：大官的帽饰。清代官员帽顶上顶珠的颜色、质料，标志着官阶的品级，一品官用红宝石顶珠。花翎，用孔雀翎做的帽饰，以翎眼多者为贵，五品以上用花翎，六品以下用蓝翎。

(41)中堂：明清时对大学士的称呼。明代大学士实际掌握宰相的权力，在内阁办公，中书居东、西两房，大学士居中，故称“中堂”。清代包括协办大学士均用此称。

(42)乌：何，哪里。

(43)三头两省：闽奥方言，三两个省。

(44)走无常：迷信说法，阴司用活人为鬼役，摄取后死者的魂。充当这种鬼差者，称走无常。

(45)僦(jiù就)屋：租赁房屋。

(46)庭庑(wǔ五)：庭院走廊。

(47)脔(luán峦)：切成小块的肉，这里用作动词，宰割之意。箠：棍杖。这里用作动词，捶打之意。

(48)其道大光：语出《周易·益》：“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光，广大，发扬。

(49)伏流：水流地下。《水经注·河水》：“河出昆仑，伏流地中万三千里。”

(50)鹰隼(sǔn笋)：指鹰类猛禽。

(51)矞(yù玉)矞皇皇：形容艳丽。《太玄经·交》：“物登明堂，矞矞皇皇。”司马光集注引陆绩曰：“矞皇，休美貌。”

(52)干将：古剑名，后泛指宝剑。发硎(xíng刑)：刀刃新磨。硎，磨刀石。

(53)有作其芒：发出光芒。

(54)“天戴”二句：是说少年中国如苍天之大，如地之广阔。

(55)八荒：八方荒远之地。《说苑·辨物》：“八荒之内有四海，四海之内有九州。”

(56)岳武穆：岳飞，死后谥武穆。

梁公谏言，我辈自当铭记于心，力践于行。

郭齐勇：读经典，打基础，回归课堂

武汉大学珞源国学社 — Tue, 10 Jun 2008 02:03:43 +0800

郭齐勇：读经典，打基础，回归课堂
作者: 杨　微

　　“我们把自己国家的文明发掘得越深，吸收别人的东西就会吸收得越多越好。”——郭齐勇

　　名师简介：郭齐勇，男，汉族，湖北武汉人。现任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高中毕业后，当过知青与工人，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哲学系，获学士、硕士学位，1984年底留校任教。1987年始，在职攻读博士学位。1988年晋升为副教授。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晋升为教授，为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曾多次赴美国、德国、韩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地区讲学或出席国际学术会议。

　　近年来，国学之风在校园内外盛行。在武汉大学，国学班已经开办几年了，而且每年报考的大一新生也越来越多；学生活动里，传统文化性质的协会越来越多，相关的活动也越来越多；对外交流中，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大讲堂也开办了。作为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老师，郭教授表示他很高兴看到这样的现象。“任何民族走上现代，都要解决一个文化认同的问题。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是一个历史文化大国，文化认同是我们走上现代世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郭教授认为：我们要学习西方，但是我们也要有自己的精神文明的基础。我们把自己国家的文明发掘得越深，吸收别人的东西就会吸收得越多越好；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种族文明的理解很贫乏，那么我们去发掘去认知别人的东西也会很贫乏。
　　对于现在社会上热炒于丹、易中天、王立群等教授的现象，郭教授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觉得这些教授的讲授方式比较通俗化，富于趣味性，更适合面向社会大众。但是对大学生来说，郭教授主张自己去读经典。“在西方大学几百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一种通识教育的传统，这个通识教育是使理工农医各方面的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读一些经典，以本民族的经典为主，包括其他民族的经典。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等其他名校的通识课程里面，也包括我们的史书、‘老庄’等经典。”郭教授一直强调武汉大学是一所人文底蕴很深厚的综合性大学，打好扎实的基础对学生以后的发展会有很大的帮助，而自己去体悟经典就是打好基础的方法之一。“开卷有益，我们的同学要多进图书馆，自己读经典，自己思考。”
　　郭教授说，武汉大学一百多年传承下来的校风是强调严谨、扎实，打好基础，不饰张扬，厚积薄发的。“这可能与我们现代社会的潮流有点不同，但我觉得打好基础还是很重要的。现在很多本科生，甚至还有硕士生，他们的论文我还得给他们改病句！这怎么可以呢？”说到这些，郭教授无奈地笑了。
　　正如郭教授所说，以前强调知识的积累，而现在越来越强调学生的能力，所以很多学生把很大一部分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学生活动、社会实践等活动中，而潜心学习的机会却越来越少。“我不喜欢这样。”听到这些，郭教授很直爽地说，“大学生还是学生，学生自然还是以学习为主，如果没有百分之八、九十的精力在学习上，那不是走歪门吗？能力是无师自通的东西，他们都说我这个人能力很强，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场合能培养我的能力，还不是读书读出来的？半部《论语》治天下，还是以读书为重。我们要回归课堂。”

“我对青年是非常有信心的”

　　郭教授高中毕业后下了两年乡，还当过八年工人，31岁才进入武汉大学学习。“我很羡慕你们啊，我们那个时候上大学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啊，一进入学校就如饥似渴地学习。”也许比起郭教授他们那个年代，我们这一代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太大的变化，“熊熊天下，兼为利来兼为利往，这个世界有一点俗气。”大学生也不例外，赵林老师就曾说过我们这一代是信仰缺失的一代。但乐观主义的郭教授却对我们这一代充满了信心：“对于一些年轻的学子也有点恨铁不成钢，有些老师也有点隐忧，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觉得我们社会底层啊草根啊民众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他们还是有其他的理想、信念、热情，每逢我们国家有什么大的风波或者说遇到大的事情，我们可以看到大家对社会弱者的一种关爱，或者是对一些卑劣行为的声讨、义的伸张。这些方面都反映了我们民间还是存在很多可贵的价值，我们的学子之间也有很多感人的事情。我接触到一些年轻人，他们都很敬业，很热情。比如说我在放假之前组织召开了一个全国性的会议，来了两百多位世界各国的学者。我们学院有接近50位博士生、硕士生都废寝忘食地去组织、接待，而且组织得井井有条，表现了我们武大学子很高的能力和素养。我相信他们表现出来的学子风貌、他们待人接物、他们参与讨论的意识都给那些专家学者留下很好的印象，所以我是对青年非常有信心的。”
　　郭教授也很理解我们这一辈人，他觉得我们这一代大学生承受的压力比他们那个时代大。“我们那个时候，大学生之间的差别不是很大，贫富啊，身份啊，等级啊，都差不多。但现在呢，不经意之间，家庭背景的差异会给学生形成无形的压力，社会上追逐财富这种风尚，对学生特别是出身贫困的学生造成压力。另外就业也带来压力，因为现在大学生很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同学们面临着一些新的压力，这些压力不亚于我们那时的压力，所以我是很理解现在的学生的。”
　　80年代是武汉大学的中兴时代，郭教授认为我们不必过于怀念那个时代，他觉得现在的很多东西已经远远地超过了那个时代。“我们还是要往前看，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武汉大学要往前走。”

　　记者手记：因为怕郭教授太忙，没时间接受采访，所以我提前半个月回到了学校。到校的第一天就往郭教授家里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郭教授本人。听我说明来意后，郭教授爽快地说：“好，你问吧！”我一惊，然后小心翼翼地问：“我们可以见面谈吗？”“见面谈啊？可是我明天下午要出差。”我一听，心一沉。正在沮丧的时候，郭教授的声音传来了：“这样吧，明天早上9点你来我家，我给你一个小时的时间！”
　　第二天准时来到郭教授家，因为他家门铃传声的装置出了点问题（郭教授前一天晚上就跟我讲过），按下门铃之后，就听到郭教授的声音从三楼传来：“门开了，进来吧！”上了三楼，郭教授还在外面等我们。
　　郭教授的家装修的很简单，装饰也很素净。孔子的画像挂在客厅墙壁的中央，到处挂着不同的字画。采访过程中，郭教授一直很仔细地听着我们的问题，也仔细地跟我们讲他的观点。谈到有的学生整个大学时代没去过几次图书馆，郭教授的表情变得很痛心；谈到武大学子在社会上的优异表现时，郭教授会开怀大笑；说起现在的学生把大部分精力放在锻炼能力上而不是学习上时，郭教授像个孩子似的率真地说：“我不喜欢这样！”在他眼里，学生都是他的孩子，而在我们眼里，他也像个慈祥的爷爷叫人很想亲近。
　　结束的时候，郭教授给珞青写了寄语，满面笑容地跟我们合照，还一直为我们采访他而跟我们说“谢谢”。其实，我才要谢谢这位可爱的爷爷，在下午要出差的情况下还爽快地给了我一个小时！　

本文原载武汉大学学生报纸珞珈青年报。

名家推荐国学书目【转】

武汉大学珞源国学社 — Mon, 9 Jun 2008 19:46:52 +0800

《名家推荐书目》

1．胡适开列的《中学国故丛书》目录胡适（1891～1962），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1946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2年病逝于台湾。著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尝试集》等。

1920年，胡适开列了《中学国故丛书》目录，列举古籍31种，以备中学生阅读。

《诗经》

《战国策》

《论语》

《庄子》

《荀子》

《楚辞》

《淮南子》

《论衡》

《左传》

《老子》

《墨子》

《孟子》

《韩非子》

《元曲选》

《史记》

《汉书》《明曲选》

杜甫

白居易

陶渊明

李白

韩愈

柳宗元

王安石

陆游

辛弃疾

关汉卿

欧阳修

朱熹

杨万里

马致远

2．胡适开列的《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1923年胡适应清华学校学生之请，开有《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收录图书约190种，后来根据它修订精简成《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书目答问／张之洞

九种《纪事本末》

老子／老子

墨子闲诂／孙诒让

元曲选一百种／臧懋循

缀白裘／玩花主人

西游记／吴承恩

淮南鸿烈集解／刘安

中国人名大辞典

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

四书韩非子／韩非

周礼

佛遗教经／迦叶摩腾、竺法兰等译阿弥陀经

宋元学案／黄宗羲

王临川集／王安石

王文成公全书／王守仁

章实斋年谱／胡适

新学伪经考／康有为

诗集传

左传／左丘明

乐府诗集／郭茂倩

宋诗钞／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论衡／王充

法华经／鸠摩罗什译

坛经／惠能

明儒学案／黄宗羲

朱子年谱／王懋竑

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

崔东壁遗书／崔述

文选／萧统

全唐诗／彭定求等

宋六十家词／毛晋

宋元戏曲考／王国维

水浒传／施耐庵

儒林外史／吴敬梓

红楼梦／曹雪芹

荀子集注

3．梁启超开列的《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年轻时从师康有为，师徒力主变法维新，时称"康梁"。梁启超"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晚年讲学于清华学校等，曾任北平图书馆馆长。长于史学，颇多建树。著有《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等。

1923年梁启超应《清华周刊》记者之约，拟就《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约160种。后来他又为"校课既繁、所治专门"的青年学生精简此书目，开列出《最低限度之必读书目》。

四书

书经（即尚书）

礼记／戴圣

老子／老子

易经

诗经

庄子／庄子

韩非子／韩非

史记／司马迁

后汉书／范晔

荀子／荀子

战国策

左传／左丘明

墨子／墨子

汉书／班固

三国志／陈寿

资治通鉴（或通鉴纪事本末）

宋元明史纪事本末

楚辞

李太白全集／李白

韩昌黎集／韩愈

白香山集／白居易

文选／萧统

杜工部集／杜甫

柳河东集／柳宗元

4．"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顾颉刚（1893～1980），中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也是现代古史辨学派的创建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先后在北京大学、复旦大学等校任校。编著有《古史辨》、《尚书通检》等。

1925年顾颉刚开列了一个包含有14种书的"有志研究中国史的青年可备闲览书"的目录。

山海经

世说新语／刘义庆

大唐西域记／（唐）玄奘

宋元戏曲史／王国维（1877～1927）马可·波罗游记／（意大利）马可·波罗徐霞客游记／徐宏祖（1587～1641）西秦旅行记

梁武石室画像

洛阳伽蓝记／（北魏）杨衒之

唐人说荟

元秘史（即蒙古秘史）

陶庵梦忆／（清）张岱（1597～约1679）桃花扇／（清）孔尚任

南洋旅行记

5．鲁迅开列的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文学家。1902年留学日本，初学医，后弃医从文。1909年回国后一直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先后任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等校。作品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著名。

1930年，鲁迅为许世瑛开列了学习中国文学的书目，列书12种。

唐诗纪事／（宋）计有功（生卒年不详）唐才子传／（元）辛文房（生卒年不详）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严可均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丁福保（1874～1952）历代名人年谱／（清）汪镇

少室山房笔丛／胡应麟

四库全书简明目录／阮元

世说新语／刘义庆

唐摭言／（五代）王定保

抱朴子外篇／葛洪

论衡／（东汉）王充

今世说／（清）王晫（1636～？）

6．十部中国国文源头书书目

汪辟疆（1887～1966），中国现代文学史家、目录学家。著有《目录学研究》等。

汪辟疆在1942年为中央大学国文系学生开列了一个包含10种图书的"最切要"的"源头书"，并间或予以评注，颇多精要。

说文解字／（东汉）许慎

毛诗正义／（唐）孔颖达

礼记正义／（唐）孔颖达

荀子／荀子

庄子／庄子

汉书／班固

资治通鉴／司马光

楚辞

文选／萧统

杜诗

7．经典常谈

朱自清，北京：三联书店，1980年9月重印。

朱自清（1898～1948），文学家、学者。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1925年到清华大学任教。1931年留学英国并漫游欧洲大陆。回国后执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校。著有散文集《背影》、《欧游杂记》，文艺论集《诗言志辨》等。

本书初版于1940年代,深入浅出地讲述了中国重要典籍，以求能启发读者的兴趣，引他们到经典的大路上去。其中辞赋、诗、文三篇因作品繁多，只叙其源流。

说文解字

周易

尚书

诗经

三礼

春秋三传（国语附）

四书

战国策

史记汉书

诸子

辞赋

诗

文

8．"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1978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设立"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请钱穆作了系列讲座。在讲演中钱穆指出有7部书是"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

论语

孟子／孟子

老子／老子

庄子／庄子

六祖坛经／惠能

近思录／朱熹，吕祖谦辑

传习录／王守仁

9．清华大学学生应读书目（人文部分）张岂之，徐葆耕主编。清华大学教务处、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编印，1997年9月。

本书参考清华大学校内外专家的意见，提出供清华大学本科生试用的80种书目，其中含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四类，每类20种。

论语

墨子／墨子

孙子兵法／孙子

孟子／孟子

老子／老子

庄子／庄子

荀子／荀子

易传·系辞

史记选／司马迁著；王伯祥选编或来新夏选编论衡／（东汉）王充

不真空论／僧肇

物不迁论／（东晋）僧肇

神灭论／范稹

坛经／惠能

张载集／张载

四书集注／朱熹

传习录／王守仁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

读通鉴论／王夫之

严复集／严复

仁学／谭嗣同

孙中山选集／孙中山

诗经选／余冠英选注

楚辞选／马茂元选注

魏晋南北朝诗卷／丁夏选注

汉魏六朝诗选／余冠英选注

唐诗三百首／孙洙

宋诗选注／钱钟书选注

宋诗三百首／金性尧选

唐宋词选释／俞平伯

唐宋词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选、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

三国演义／罗贯中

水浒传／施耐庵

红楼梦／曹雪芹

鲁迅选集／鲁迅

女神／郭沫若

子夜／茅盾

家／巴金

骆驼祥子／老舍

围城／钱钟书

曹禺选集／曹禺

青春之歌／杨沫

红岩／罗广斌，杨益言

艾青诗选／艾青

理想国／柏拉图

形而上学／亚里士多德

忏悔录／圣·奥古斯丁

思想录／帕斯卡

新工具／培根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社会契约论／卢梭

伦理学／斯宾诺莎

西方哲学史／罗素

科学史／（英国）丹皮尔

哲学史讲演录·导言／（德国）黑格尔西方的没落／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悲剧的诞生／弗里德里希·尼采精神分析引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德国）李凯尔特人论／（德国）卡西尔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马克斯·韦伯中国科学思想史／（英国）李约瑟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美国）丹尼尔·贝尔从混沌到有序／普里戈金

伊利亚特／（古希腊）荷马

奥德修记／（古希腊）荷马

神曲／（意大利）但丁

堂吉诃德／（西班牙）塞万提斯哈姆莱特／（英国）莎士比亚

浮士德／（德国）歌德

简·爱／（英国）夏洛蒂·勃朗特红与黑／（法国）司汤达

悲惨世界／（法国）雨果

高老头／（法国）巴尔扎克

汤姆大伯的小屋／（美国）斯托夫人安娜·卡列尼娜／（俄国）托尔斯泰玩偶之家／（挪威）易卜生

母亲／（俄苏）高尔基

卡夫卡短篇小说选／（奥地利）卡夫卡泰戈尔诗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雪国／（日本）川端康成

老人与海／（美国）海明威著；董衡巽译百年孤独／（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

10．北京大学学生应读选读书目

本目是1998年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包括推荐应读书目30种，推荐选读书目30种。这个书目由北京大学校内外50多位著名教授推荐，他们是：

丁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丰子义（北京大学教授）

王太庆（北京大学教授）

王永兴（北京大学教授）

王守常（北京大学教授）

王岳川（北京大学教授）

王思斌（北京大学教授）

方立天（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邓广铭（北京大学教授）

厉以宁（北京大学教授）

石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叶朗（北京大学教授）

乐黛云（北京大学教授）

朱伯崑（北京大学教授）

朱德生（北京大学教授）

任继愈（北京图书馆馆长）

刘梦溪（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汤一介（北京大学教授）

孙小礼（北京大学教授）

阴法鲁（北京大学教授）

李学勤（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家浩（北京大学教授）

李慎之（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辛（北京大学教授）

吴良镛（清华大学教授）

何九盈（北京大学教授）

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芳川（北京大学教授）

余敦康（中国科学院研究员）

张世英（北京大学教授）

张岱年（北京大学教授）

陈启伟（北京大学教授）

林庚（北京大学教授）

季羡林（北京大学教授）

金克木（北京大学教授）

周一良（北京大学教授）

周民强（北京大学教授）

周辅成（北京大学教授）

庞朴（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宝煦（北京大学教授）

赵家祥（北京大学教授）

赵敦华（北京大学教授）

侯仁之（北京大学教授）

费振纲（北京大学教授）

袁行霈（北京大学教授）

钱理群（北京大学教授）

唐有祺（北京大学教授）

黄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黄楠森（北京大学教授）

宿白（北京大学教授）

谢冕（北京大学教授）

楼宇烈（北京大学教授）

裘锡圭（北京大学教授）

戴逸（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1）应读书目：

周易

诗经

老子／老子

论语

孙子兵法／孙子

孟子／孟子

庄子／庄子

史记／司马迁

坛经／惠能

古文观止／吴楚材，吴调侯

唐诗三百首／孙洙

宋词三百首笺注／唐圭璋笺注

红楼梦／曹雪芹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

鲁迅选集／鲁迅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涂又光译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瞿同祖

理想国／柏拉图著；吴献书译

神曲／但丁著；王维克著

哈姆雷特／莎士比亚著；曹未风译思想录／帕斯卡尔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卢梭著；何兆武译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康德著，何兆武译约翰·克利斯朵夫／罗曼·罗兰著；傅雷译科学史／丹皮尔著，李衍译

共产党宣言／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著，张仲实译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

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

（2）选读书目：

礼记／戴圣

荀子／荀子

左传／左丘明

韩非子／韩非

论衡／王充

三国志／陈寿

世说新语／刘义庆

文心雕龙／刘勰

李太白集／李白

资治通鉴／司马光

明夷待访录／黄宗羲

儒林外史／吴敬梓

人间词话／王国维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

中国哲学大纲／张岱年

国史大纲／钱穆

圣经

国富论／亚当·斯密

论法的精神／孟德斯鸠

复活／列夫·托尔斯泰

物种起源／达尔文

城堡／卡夫卡

飞鸟集／泰戈尔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精神分析引论／弗洛伊德

西方哲学史／罗素

历史研究／汤因比

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

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马克思哲学笔记／列

摘自《名著的选择》

以上仅供参考，来源：国学网

从传统节日看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以端午礼俗为例【转】

武汉大学珞源国学社 — Mon, 9 Jun 2008 02:55:46 +0800

从传统节日看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以端午礼俗为例

演讲人：何星亮　来源：光明日报　

　　何星亮　广东兴宁人。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

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民族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国家非物质文化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图书馆专家咨询委员。1993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曾任日本东洋文库、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主要著作有：《中国图腾文化》、《中国自然神与自然崇拜》、《边界与民族——清代勘分中俄西北边界大臣的察合台、满、汉五件文书研究》、《维吾尔、柯尔克孜、哈萨克、乌孜别克、塔吉克、塔塔尔、俄罗斯、裕固、撒拉族文化志》（《中华文化通志》之一）、《新疆民族传统社会与文化》。

　　中国传统节日大多源流久远，有些节日有数千年的历史。传统节日不仅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而且是一个国家的重要标志和象征。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共识，也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保护和传承传统节日，不仅是满足各民族社会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而且有助于提高我国的文化软实力。

　　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端午节是最重要的节日之一。端午节又称“端五节”、“端阳节”、“天中节”等，南方民间多称“五月节”。据文献记载，端午节早在先秦时代便已存在，历时二千多年，可见端午节源流之久。

　　为什么在传统社会，民间把端午节作为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节日？端午节与夏至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端午节选在日月相重的日子?为什么端午节有许多与水有关的活动？为什么端午节有许多与“五”相关的辟邪物？为什么端午节有吃粽子、鸭子和咸鸭蛋等习俗？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全社会成员认同的文化理念和基本的思维结构。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理念是追求“均衡和谐”，它包含三个系统的和谐：社会系统的和谐、个人系统的和谐和自然系统的和谐。这其中自然系统的和谐包括两方面：生物的和谐与物质的和谐。生物的和谐，主要表现为保护生物多样性，维护生态平衡。中国传统文化十分注重保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十分注重保护生态平衡。无生物的和谐，主要是指自然物和自然现象本身的和谐，如昼夜与太阳的和谐，水和火的均衡和谐等。在古代中国人看来，自然物和自然现象和谐，就会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自然界不和谐，就会灾害濒发，社会动荡，国无宁日。因此，中国不仅追求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而且通过各种方式来祈求自然界内部的和谐。

　　在传统中国的文化理念中，三个系统的和谐并非单独存在，而是紧密关联的。一个系统的和谐，仅是暂时或孤立的和谐，而只有三个系统的整体和谐，才是最理想的和谐境界，这也是儒家努力追求的“致中和”的境界，也就是《中庸》所说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者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之原意。

　　一、端午与夏至

包粽子是端午节重要的风俗之一

　　研究端午节的形成和变迁，必须熟悉与端午密切相关的夏至。只有弄清端午与夏至的关系，才有可能透析端午的各种礼俗。

　　（一）太阳历的端午与夏至。

　　有学者认为，端午源于夏至。中国历史上曾经使用过十月太阳历，在那个时代，夏至日与端午节日期是重合的。改用阴阳历（即夏历）以后，尤其是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之后，端午节才与夏至分离。

　　历法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叫阳历，其中年的日数平均约等于回归年，月的日数和年的月数则人为规定,如公历等；一类叫阴历，其中月的日数平均约等于朔望月，年的月数则人为规定，如伊斯兰教历、希腊历等；另一类叫阴阳历，其中月的日数平均约等于朔望月，而年的日数又平均约等于回归年，如中国现在还使用的夏历、藏历等。

　　一般认为，阴阳历始于商代。卜辞中有关于闰月的记载，表明添加闰月的阴阳历在商代便已存在。不少学者还认为，中国人除了使用阴阳历外，还使用过太阳历。有些学者根据《夏小正》中的记载，认为夏代使用的是十月太阳历，指出《夏小正》原是把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一个月分为三十六天，剩余的几天放在年终，作为过年日，平年为五天，闰年为六天，不计在月内。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杨尚奎充分肯定彝族十月太阳历的重要意义，并认为运用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法可以合理解释古籍中的许多难解之谜。一些天文学家也认为夏历是“一年分为十个月的太阳历”。

　　从人类早期历史来看，崇拜太阳是世界各民族的普遍现象。这主要是自农业革命以来，人们凭直感认识到太阳对农业和畜牧业的影响很大，认识到节气变化与太阳密切相关。因此，最早的节气也就是根据太阳运转而形成的。其中，最为明显的是春分和秋分、夏至和冬至。最早的历法无疑也是根据太阳的运行规律制定的太阳历。而且，十月太阳历较十二月的阴阳历较简单，易于记忆和测算。而且，无论是十月太阳历还是十二月的太阳历，一年中的各个节气都固定在某日，每年如此，简单易记，如夏至日每年都在6月21或22日，冬至在12月22或21日。

　　史载彝族是汉代羌人的后裔，而汉代羌人又是炎帝姜姓部落集团的后裔，因此，彝族所保留的太阳历无疑是古羌戎人的历法。传说炎帝是中国农业的创始人，他发明了种植农作物，发明刀耕火种，发明农具，发明陶器和医学等，对中国文明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由于农业生产十分需要历法，历法首先在农业民族形成应不容怀疑。此外，炎帝又被奉为太阳神或火神。因此，太阳历由炎帝所属的古羌人部落集团首先发明使用是完全有可能的。而古羌人后来大部分融入到华夏族中，因此太阳历为整个华夏族所共同使用。

　　根据现行的公历，夏至一般出现在公历6月21日或22日，而端午日期则每年不一。十九年七闰，是阴阳历的一个周期。在这一周期中，端午最早可以出现在公历5月28日前后，如1990年和1971年；最晚则可出现在6月25日前后，如2001年。太阳历以什么时候为岁首，各有不同。在古代欧洲，一般都以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冬至后三天为圣诞节，这说明冬至是古代欧洲新年的开始。而夏至则是夏天的新年。如果以1月1日为十月太阳历的1月1日，则夏至在十月太阳历的5月29日或30日。彝族的十月太阳历是在大寒节气期间过新年，大寒一般在1月20日或21日，若以1月20日计算，另加5日过年日，则十月太阳历的1月1日为公历的1月25日，依此推算，夏至日（公历6月21日或22日）正好在彝族十月太阳历的5月4日或5日，与端午节日期正好重合。也就是说，在十月太阳历的时代，端午节即夏至节。

　　（二）端午与夏至分离。

　　阴阳历代替太阳历后，端午与夏至便开始分离。由于阴阳历设有闰月，每年的夏至日均不相同。如2000年的夏至日为五月二十日，2003年为五月二十三日，2006年为五月二十六日，2007年为五月初八日。大多数年份的夏至日都在五月中下旬，与端午日期相隔较远。

　端午虽与夏至分离，但五月举行各种祭祀仪式的习俗仍被保留下来。民间的夏至节，通常共十五天，其中上时三天，二时五天，末时七天。即五月五日起，至五月二十日止。不少地区和民族定五月二十日为“分龙日”，举行祭祀活动。是日有雨，农民们喜称“分龙雨”，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征兆。

　　据上，在先秦时代十月太阳历，端午与夏至为同一。由此也可说明，中国的端午祭祀源流久远，可能在炎黄时代便已存在。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端午习俗都是起源于中国。

　　二、冬夏至祭祀习俗与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端午节源于夏至，要回答为什么民间把端午节定为第二大传统节日，首先必须熟悉夏至这一节气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意义。

　　（一）冬至和夏至是古代最重要的节气。

　　夏至与冬至节气在中国最早的历法中已经出现。《夏小正》五月“时有养日”，即白昼最长的夏至日；十月“时有养夜”，即黑夜最长冬至日。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没有异议。

在端午节佩戴的各式香囊

　　许多实行太阳历的民族，一般都以冬至作为新年的开始，而夏至则是夏天的新年。众所周知，圣诞节在冬至（12月22日）日的后三天，这说明古代欧洲以冬至日为过年的开始。古代的欧洲民族，在冬至和夏至都要举行篝火会，也就是举行祭祀太阳神的火祭。弗雷泽列举三点论据以予说明：首先，圣诞节原是“太阳诞生节……圣诞节的民间庆祝活动占突出的地位是圣诞柴（篝火——引者注），原是为了帮助在仲冬出生的太阳再点燃它似乎逐渐熄下去的火光”。其次，在“某些篝火节不仅在日期上表现有意摹仿太阳，在纪念的方式上也表现出有意募仿太阳。”第三，较早的时候，篝火节火种，“很可能是普遍地用摩擦两片木头取火的。有些地方至今在复活节和仲夏节还用这种办法取火，……而净火永远是用木头摩擦取火，有时用轮子旋转取火。”这种取火方式正如中国古籍中所说的冬至“钻燧取火”一样。

　　据史籍记述，在古代，冬至节曾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民间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人们认为冬至是阴阳二气自然转化的时期，是上天赐予的福气。汉朝以冬至为“冬节”，官府要举行祝贺仪式称为“贺冬”，例行放假。魏晋时期，冬至过节习俗如同春节。直至现在，许多地区还有过冬至节的习俗。冬至过节习俗也可能是先秦时代以冬至为岁首的中国人过新年习俗的遗留。

　　（二）冬夏至祭祀习俗与阴阳对立结构。

　　冬至和夏至都是与太阳密切相关的节气，由于太阳与火在物质上相关联，因此，在早期，世界各民族均以火来祭祀。弗雷泽指出，欧洲“两个最重要、流传最广泛的篝火节的日期多少与夏至和冬至恰好一致，……这种时间的相符不可能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弗雷泽在《金枝》“欧洲的篝火节”一章中列举大量事实来说明。

　　在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思维结构中，对立统一、对立转换的二元思维结构是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具体表现为阴阳五行对立转换的思维结构。阴阳五行观念在中国有二千多年的历史，被广泛地用以解释自然和社会现象，甚至成为规定人们行为的规范，它对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宗教、医学、伦理、军事、天文、历法等领域都发生了深远影响。冬至和夏至祭祀习俗也一样，受阴阳观念影响很大，与欧洲的祭祀习俗完全相反。一是祭祀地点和祭祀对象相反，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二是祭祀物相反，冬至钻燧改火，夏至则浚井改水。《后汉书·礼仪中》：“日夏至，禁举大火，止炭鼓铸，消石冶皆绝止。……是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钻燧改火云”。

　　根据以上史料，夏至与冬至祭祀习俗的结构关系分别为：

　　冬至—天神—圜丘—火—改火（更换新火）;

　　夏至—地神—方丘—水—改水（更换新水）。

端午节的起源传说是为了纪念屈原

　　为什么会形成这样完全对立的结构关系呢？笔者认为，这与古代和谐理念密切相关的阴阳五行对立结构有关。

　　在阴阳五行观念形成之前，中国人也许和古代欧洲人一样，冬至和夏至均用火祭。但阴阳五行观念形成之后，冬至和夏至祭祀习俗又有所不同，并按阴阳五行观念来安排祭祀。

　　阴阳五行说，可分为阴阳说与五行说，两者相辅相成，五行说必合阴阳，阴阳说必兼五行。阴阳五行说认为，阴阳支配万事万物，无论是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或是人类自身，阴阳和谐便平安吉祥，阴阳不调便会发生天灾人祸。较重要的节日都是重要季节转换时间，端午节之所以在夏至期间，是因为夏至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由于地球自身运转的关系，太阳光照射大地的位置也不相同。太阳出没的迟早，昼夜的长短，光热的强弱，随四季而各有不同，从而形成气候的变化。变化最为明显的是二分、二至。夏至昼长夜短；冬至昼短夜长。而春分和秋分则一样，昼夜长短一致。由于太阳的变化对人类影响极大，尤其是冬至和夏至，太阳在两至中完全相反，因此格外受到重视。

　　冬至与夏至不仅昼夜长短截然相反，而且气候和相关灾害也正好相反，冬至与寒冷和雪灾相关联，夏至与酷暑和水灾相关联。在古代中国人看来，春分和秋分期间，气候较好，自然灾害较少，人患病和被虫蛇伤害也少，是因为春分和秋分昼夜长短均衡的原因。而冬至和夏至后各种自然灾害频繁，是自然界阴阳不调造成的，是昼夜长短差异很大造成的。因而，冬至和夏至是不正常的节气，是“阴阳争”和阴阳冲突的节气，是危险和不吉的节气。

　　为了驱除灾害和避毒去邪，阴阳不调的节气就必须举行各种驱邪和祭祀活动，以祈求阴阳调和。“冬至祀天于圜丘，夏至祭地于方泽”，成为历朝帝王重要的祭祀仪式，冬至祭天在南郊，夏至祭地在北郊。阳为天，阴为地。夏至虽阳气达到极盛，却是阴气开始回升之时；冬至虽然阴气达到极盛，却是阳气开始回升之时。冬至之所以

要祭天，因为冬至阳光微弱而短暂，是阳衰阴盛的节气，必须以阳性的物质进行祭祀，以加强阳的力量，改变阳衰阴盛的结构，使之阴阳均衡。

　　我国古代有冬至燔柴祭日的习俗，以“迎长日之至”。其祭祀习俗可能与印第安、印加人和欧洲人在冬至举行加强太阳力量的巫术仪式类似。北美一些印第安人在冬至来临时，便认为太阳正在疲倦，要用巫术的火堆加以鼓舞。仪式在夜晚降临时开始，把立在松枝篱笆空地中间的巨柱点燃起来，并一直烧到天亮。这时，一些太阳的模仿者头发披在肩上，身体涂上白黏土以象征太阳的白色，手中拿着羽毛装饰的舞棒，围着火堆排成紧密的行列跳舞。他们从东到西来回移动，模拟太阳运行。仪式一直持续到黎明。

　　秘鲁古印加人把阳历6月24日定为南半球的“冬至”日，并在这天举行祭太阳神的庆典。欧洲的英格兰、法国、德国和南斯拉夫的传统中，直到19世纪中叶还保留古老的冬至篝火会，他们用圣诞树、圣诞木或圣诞柴在室内点火。

　　而夏至正相反，必须以阴性的物质进行祭祀，以增强阴的力量，改变阳盛阴衰的结构，使之阴阳调和。古代帝王在有水的“方泽”举行祭祀仪式，以及端午节期间众多的水上活动如龙舟竞渡等。南方许多地区和台湾汉人在端午节午时（正午）到水井打新水，更换家中水缸中的食用水等习俗，其目的是增强阴性的力量，祈求阴阳调和。

　　夏至之所以受到古代中国人特别的重视，除了日长夜短和天气炎热等自然现象之外，还有其他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夏至之后，各种自然灾害较多，尤其是水旱灾害。雨多成涝，雨少成旱，对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而五月是农作物生长最快的节气，是决定一年丰歉的节气。以农立国的古代中国人十分希望风调雨顺。端午节和夏至或分龙日期间的各地龙舟竞渡和各种求雨仪式，其最初的主要目的是祈求水神保佑，祈求五谷丰登。其二，夏至期间，由于季节转换，气候对人体影响很大，人们容易生各种疾病。虫蛇、蚊虫等动物也于夏至后开始活跃，对人体伤害很大。因此，古代中国人把仲夏之月称之为“恶月”。

　　端午和夏至日的祭祀活动大多与“水”等阴性事物相关的节气，具有明显的扶阴抑阳和辟虫、解毒、禳祓的意义。

　　据上分析，冬至与夏至祭祀的事物均与阴阳有关。冬至是阴盛阳生之节气，祭祀的事物均与阳性事物相关，祭祀对象为天为太阳，祭坛为圜丘，祭祀方位在南郊，以火从之；夏至是阳盛阴生的节气，祭祀的事物均与阴性有关，祭祀对象为地，祭坛为方泽，祭祀方位为北郊，以水从之。

画家李滨声所绘的各种端午节风俗画

　　三、端午日期与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赛龙舟也是端午节的一种风俗

　　据清人赵翼考证，两汉时端午节并不是在五月五日，而是五月内第一个午日。“大约魏晋以后，渐感干支记日不便记忆，改用数字代替，于是上巳更定在三月三日，端午更定在五月五日，而端‘五’一名，大约也在此时代替了较古的端‘午’。”

　　如前所述，在使用太阳历的时期，端午节日期与夏至日重合。使用阴阳历以后，端午日期与夏至分离。无论十二支纪日，还是数字纪日，都是月、日相重。两汉时期为什么要选在午日，魏晋以后为什么又要固定有五月五日？

　　为什么要选在“重午”和“重五”？我国古代的一些重大节日，往往是月、日相重的，且以单数为主，如一月一日的春节，三月三日的上巳节，五月五日的端午节，七月七日的七夕节，九月九日的重阳节。古代中国人对节日的日期十分重视，并不是随意选择的，而是有一定根据的。

　　首先，需要从中国古代的阴阳为基础

的数字观念来分析。古代中国人对数字也以阴阳来解释，认为单数为阳为天，偶数为阴为地。《易·系辞上》有“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即单数为天，偶数为地。又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所谓“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之语，即1、3、5、7、9五个单数相加之和为“25”，2、4、6、8、10五个偶数相加之和为“30”。

　　十天干分阴阳，五个天干为阳，五个天干为阴，十二地支也分阴阳，六个地支为阳，六个地支为阴。古代中国人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和合万物生”，“孤阳不生，独阴不长”。万事万物凡是一阴一阳便是和谐均衡，凡是两种事物都是阴或都是阳就不和谐、不均衡。例如，十二生肖相合相冲也完全是根据阴阳结构规则人为地编排形成的。在十二生肖中，以趾的单数或双数作为阳阴的对应物，单趾动物为阳，双趾动物为阴。所以，“六冲”、“六合”完全是根据阴阳学说人为地编排的，没有任何科学根据。

　　阴阳结构在占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巫师卜卦的工具通常是两瓣贝壳或两个旧铜钱，卜卦时，如果是一阴一阳，则吉；如果两个为阴或阳，则不吉。通常是卜三次，如果三次都是一阴一阳，则大吉。一阴一阳表示阴阳调和，象征和谐吉利。两个阴或两个阳象征阴阳不调，象征冲突和不吉。

　　根据阴阳五行说，五月五日的月和日都是单数，均属阳性有月和日。而“重午”也一样，就是月、日均为“午”。午是阳性，“重午”就是月、日均为阳性，象征阴阳不调。因此，无论是“重五”还是“重午”，都是月、日均为阳性，同性相斥，象征冲突与不和谐，是需要祭祀和辟邪的日子，是需要驱邪、祛恶的日子。从史料和民间习俗来看，五月被认为是“恶月”，是不吉之月，出生于五月五日之人也认为是不吉之人。其他节日如正月初一、三月三上巳节和七月七日七夕节、九月九日重阳节也一样，其原本意义是不吉之日，是清洁身体、祓除秽气、躲避瘟灾的日子。例如，春节放鞭炮的原意是为了驱鬼逐邪。

　　四、端午习俗与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在端午节时挂钟馗画像传说能驱鬼避邪

　　在传统节日的礼俗中，往往有许多祈求吉祥和谐的法物、祭品和活动。从这些礼俗中也可窥见古代中国人的和谐理念。

　　（一）端午法物

　　在端午节日期间，有不少旨在禳除邪祟的物品，通称“法物”。由于人们认为，端午节期间，众毒并生，百病丛生，以为妖邪作祟所致。为确保生命安全，于是以各种法物以辟除之，其中，符咒是最普遍有一种法物。直至近现代，许多地区还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悬挂艾草、菖蒲和香草等；臂上系彩丝、身上佩带绣花的香荷包和小角粽、沉香泥印制的香饼和檀香木雕刻的饰物；用苍术、白术、芸香等烧烟熏屋除疫；在小孩耳、鼻、额上抹雄黄；合家吃雄黄酒、蒜子煮苋菜等。一些少数民族也一样，大部分白族在端午节一般都吃雄黄酒、包粽子，挂艾草菖蒲于门上，用百草煎水给孩子洗澡。苗族端午节期间在门外都挂菖蒲和艾叶，也有以艾叶扎一只狗形挂在门外的。彝族的端午节与汉族传统的端午节不完全相同，但各家都要喝雄黄酒。喝雄黄酒被认为可以避鬼邪。喝前还先要用手指沾点雄黄在额上点一下。

　　在传统的端午节法物中，有一些与“五”有关的较为特殊的物品，主要有五彩丝、五色缕（五色丝线）、五色缯（五色帛）、五色桃印符、五时图和五时花等。

　　汉代以后有系五色丝、五色缕系臂的习俗。五色缕又名长命缕、续命缕等，有的则称“宛转绳”、“合欢结”，名称虽异，其法即以五色丝缠臂，或以五色丝结成人像系于臂上。其目的则相同，都是辟邪驱瘟。应劭《风俗通》：“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命辟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命人不病瘟”。直至近现代，北方地区还保留五色丝系臂的习俗。在一些民族地区，也有类似现象。如纳西族在端午节时，长辈要给十五岁以下的孩子绕扎五色棉线，称“续命线”。男孩绕左腕，女孩绕右腕。续命线需戴一月的时间，等到六月二十七日火把节最后一天才解下烧掉。有些地方的纳西族小孩脚上也要缠彩线。甚至当年新下的小马骒驹小牛等也在脖子缠线或垂穗。“据称其目的是防止虫蛇伤害，去邪保平安健壮成长。”彝族也有这一习俗，端午节这一天，全村男女老少都用红黄色丝线拴在手腕和脚腕上，这样可保手脚不受伤痛。直至农历6月25日，才把端午节拴在全家人手上的五色线在火把上烧掉，意为烧除各种疾病。

　　五色缯又称“五彩缯”，与五色丝、五色缕不同。五色缯为帛，而非丝。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卷四：“以五色缯各五寸，悬大石上，所求必得。”《遵生八笺》卷四称：“五月五日，集五彩缯，谓之辟兵（辟瘟鬼）；合五色丝，系之臂，谓之续命”。文中把五色缯与五色丝分别很清楚，各有功能。五色缯通常缀于胸前以驱

邪，或挂于户牖帐屛之间辟瘟。《事物纪原》卷八：“今世端午以五彩缯篆符，以相问遗，亦以置户牖帐屛之间。”

　　符咒是古代普遍流行的是镇恶驱邪驱的法物。在端午节期间，不少地区使用符咒，主要施用五色桃印符、五毒符、五时图、五时花等。五色桃印符是盖有桃印的五色符咒。五色书文，挂或贴在门户上，以驱鬼逐魔。《后汉书·礼仪中》：“仲夏之月，万物方盛。日夏至，阴气萌作，恐物不成。其礼：以朱索连荤菜，弥牟朴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五毒符”出现较晚，是在唐宋后才出现的。何谓五毒符，《月令粹编》引青齐风俗：“谷雨日画五毒符，图蝎子、蜈蚣、虺、蜂蜮之状，各画一针刺之，刊布家户，帖之禳毒虫。”原是农民对付五谷害虫的符咒，想必是大有灵验，于是推广至端午。明人吕种玉在《言鲭》卷二称：“今俗以端午日作五毒符与小儿佩之，以辟诸毒。”两书均记述各画一针“刺虫”，乃模拟巫术。“五时图”和“五时花”也属符咒之列。《酉阳杂俎》卷一：北朝妇人“五月进五时图、五时花，施帐之上。”《续编珠》卷一亦有记述：“北朝妇人，五日进五时图、五时花，施之帐上，傅墨卿诗百炼鉴，从江上铸五时花向帐前。”

　　以上所列史料，与端午或夏至习俗相关的法物有五彩丝、五色缕、五色缯、五色桃印、五毒符、五时图和五时花等。为什么要“五色”、“五彩”、“五时”等与“五”有关的事物呢。

　　其一，“五色”、“五彩”等不是取其五彩缤纷悦目，五色、五彩等之“五”无疑象征五行，指五方五土，指辟五方之瘟鬼和邪气。

　　其二，象征五行相生相克，五行说认为，五种事物同时存在才得平衡，水、火、木、金、土，相生相克。无论个人还是社会，均需要具有五行因素的相互均衡，才能维持均衡和谐的状态，假如缺少其中一个因素，就失去均衡，因而个体或社会就会处于危机和不稳定状态。例如，在传统社会，个人寻求五行因素的均衡，主要是寻求个人姓名与五行因素（金、木、水、火、土）的均衡，也就是采取象征的外在形式，即在个人的名字上加上所缺的因素，如个人的五行因素中缺木者，取带有“木”字的一词或两词为名；若缺水，则取带有“水”的词为名；其他金、火、土亦同。

　　其三，象征灭五方之虫害。夏至后，各类虫蛇十分活跃，有些害虫蚕食五谷作物，有些则螫人致病甚至致死。为防止毒虫危害作物和人，世人拿五种害虫做代表，象征五方，并照依“似因生似果”的模拟法术原理，作为符咒，画针刺五种毒虫图案作为符咒，便可直接消灭虫害的威胁，或防止这些毒虫作怪。

　　其四，数字“五”在五行中，在方位上属于中央，在五行中属于“土”。因为，在五行的象征系统中，1-10的数字也分别赋予五行属性：一、六为水，二、七为火，三、八为木，四、九为金，五、十为土。而端午和夏至主要是祭地、祭土的节日，以五彩丝、五色缕、五色桃印、五时图和五时花等作为象征物或辟邪，也完全符合五行的要求。

　　（二）端午食品

　　传统节日中有许多食品，看起来很一般，但却蕴藏深刻的含义，从不少祭品和食品可以看到古代中国人祈求均衡和谐的理念。

　　1、粽

　　粽子是端午节最普通的食品。粽子古称角黍，角黍得名，源于牛角形，上古有以牛角装酒食祭祖之俗。据古人说法，角黍之所以要包以菰叶，盖取义于“阴”。古人认为黍具阳火之性，又称“火谷”。火属阳，而菰叶生于水中属阴，以之与黍相配，象征“阴外阳内”、“阴阳相合”之状。也就是象征阴阳和合、阴阳调和，表达古代中国人祈求端午之后，阴阳调和，风调雨顺的愿望。不少古籍均有粽子是象征“阴阳包裹”。如《齐民要术》卷九和《太平御览》卷八五一无引《风土记》记述，称粽子是：“盖取阴阳尚相褁未分散之时像也”。其他古籍就有类似记载。

　　粽子与春节的饺子、元宵节的汤圆和冬至节的馄饨（民间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谚语）等有异曲同工之处，均为内肉外皮，象征阳内阴外、阴阳和合包裹之象。由此可见，传统节日的各种祭品和食物，均有特定的象征意义。

　　2、龟、鸭、咸鸭蛋

　　端午和夏至古有食龟习俗，《太平御览》卷31引《风土记》：“节日又X肥龟，令极熟去骨加盐?麻蓼，……甲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所以赞时也”。《天中记》巻五引《风土记》亦云，除了以菰叶褁粘米外，还“X肥龟极烂，去骨加盐豉?蓼，名葅龟。……龟，骨表肉里，阳内阴外之形，取以赞时也”。端午之所以食龟，一方面是龟生活于水中，是阴性动物；另一方面，龟头象征阳性，龟甲象征阴性，与粽子一样，骨表肉里，阳内阴外，也象征人们祈求阴阳调和。端午与夏至期间，正是阳气盛极之时，同时也是阴阳消长转换的临界点，正与“赞时”一语相合。

　　古代端午节有吃鸭子的习俗。《初学记》卷四引《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艺文类聚》卷四、《初学记》卷四、《资暇集》卷中、《靖康缃素杂记》卷五、《说郛》卷十四、《天中记》卷五，所引亦同。

　　鹜为家鸭、野鸭。李白《送崔度还吴》诗：“鸡鹜轻贱君。”此指家鸭；陆游《夜兴》诗：“浩浩

醉歌群鹜起。”此指野鸭。

　　江浙一带端午节有吃鸭子、吃咸鸭蛋的习俗。杭州西湖赛龙舟则有抢鸭子、钱等习俗，即把鸭、钱等物件放入水中，鸭子则会四处游。躲避，钱币入水即沉，很难抢到。福建厦门一带在端午节仍然举行抢鸭子比赛的活动。土家族则也有划龙舟、甩鸭子、抢鸭子的习俗。

　　为什么端午节要吃鸭子和鸭蛋？为什么划龙舟时有甩鸭子、抢鸭子习俗？这与古代的阴阳观念有关。如前所述，端午节是祭地、祭水，必须用阴性的祭品来祭祀，禽类脚爪为四爪，为偶数，根据古人的分类观念，偶爪类动物属阴性动物，再者，鸭子是水上动物，水中动物一般都视为阴性动物。

　　另外，冬至吃狗肉的习俗据说是从汉代开始的。相传，汉高祖刘邦在冬至这一天吃了樊哙煮的狗肉，觉得味道特别鲜美，赞不绝口。从此在民间形成了冬至吃狗肉的习俗。这一说法无疑是后人附会之辞。冬至吃狗肉与冬至祭祀有关？一是狗的脚趾为五趾，为单数，为阳性动物；二是狗象征男性，《国语·越语》：“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韦昭注：“犬，阳畜，知择人；豚，主内，阴类也。”如前所述，冬至是阳性节日，是祭天祭太阳的日子，所以以狗肉祭祀也符合阴阳观念。

在门上悬挂菖蒲、艾叶的端午节风俗今天已不多见了

　　结语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1）中国的端午节源远流长，在夏代或夏代之前便存在。中国端午节是源，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端午节是流。端午节传到相邻国家和地区之后，与当地的文化整合，形成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端午节。在使用太阳历的时代，中国的端午节与夏至为同一天。

　　（2）中国传统文化是追求“和谐”的文化，中华民族是追求和谐的民族。中国人不仅追求社会系统、个体系统的均衡和谐，同时也追求自然系统的均衡和谐，即自然界中万事万物的和谐，如昼夜与太阳的和谐，水和火的和谐等。在古代中国人看来，只有自然界的和谐，才有可能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如果自然界不和谐，就会灾害频繁，民不聊生。

　　（3）中国古代的思维结构以阴阳五行为代表的思维结构，不仅是静态的，而且是动态的，既是对立的，同时也是可以转换的。如前所述，冬至是阴盛阳生，而夏至是阳盛而阴生之时，是阴阳这一对结构转换和过渡的阶段。从端午的各种法物和祭品来看，也表明五行是既相生相克，又相互转换的。这与人类学结构学派的奠基人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evy-Strauss)提出的静态的二元对立结构有很大的不同。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在《历史之岛》等有关历史人类学著述中，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对以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静态结构观进行了批评，提出了文化的结构转型观，指出索绪尔、列维—斯特劳斯的静态结构观是一种纯粹的共时状态，是一套相互对立的，因而也是互相界定的，处于同时性层面的诸多符号之间的关系。而结构具有一种内在的历时性，它存在于“种种基本形式的文化生活”中变动不居的关系里，是一种生成性的展示过程。在任何文化秩序中存在诸多逻辑上的可能性，包括自相矛盾的可能性，而并不存列维—斯特劳斯所言的固定的对称关系。

　　（4）端午节的各种习俗都与阴阳五行观念密切相关。选择“重午”和“重五”作为节日日期，是月日相重的日子既是特殊的日子，也是不和谐、不吉祥的日子，是需要祭祀的日子。冬至祭祀与“阳/天/圜丘/南郊/火/德”相关联，夏至祭祀与“阴/地/方泽/北郊/水/刑”相关联。从传统的端午习俗中，最关键的因素是“水”。各民族中的龙舟竞渡、抢鸭子等水上活动主要是祭水。水是阴性物质，是端午节的象征物。与端午节习俗相关的许多物品，如五彩丝、五色缕、五以缯、五色桃印、五毒符、五时图和五时花等，象征五个方面和五行相生相克，目的在于驱魔避害，以保清洁平安。端午节的粽子和龟肉象征阴阳相裹、阴阳和合。鸭子是阴性动物，端午吃鸭子和咸鸭蛋，其目的是加强阴性的力量，使之阴阳和谐。

　　（5）中国古代的阴阳五行学说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既有糟粕的成分，也有精华的部分；既有迷信的因素，也有科学的成分；既消极的因素，也有积极因素。应该科学分析、科学对待。　

孔子年谱【转】

武汉大学珞源国学社 — Mon, 9 Jun 2008 01:26:18 +0800

　　一岁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夏历八月廿七日，孔子生于鲁国陬（zōu）邑昌平乡（今山东省曲阜城东南尼山附近；今尼山下有“坤灵洞”，传说为孔子诞生地）。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二岁公元前550年，周灵王二十二年，鲁襄公二十三年，孔子在鲁。

　　三岁公元前549年，周灵王二十三年，鲁襄公二十四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hé）去世，葬于防（今曲阜县东二十五里处之防山，今称梁公林）。孔子的母亲颜征在携孔子移居鲁国的首都曲阜阙里定居，孤儿寡母，家境贫寒。

　　四岁公元前548年，周灵王二十四年，鲁襄公二十五年，孔子在鲁。

　　五岁公元前547年，周灵王二十五年，鲁襄公二十六年，孔子在鲁。

　　六岁公元前546年，周灵王二十六年，鲁襄公二十七年。孔子在母亲颜征在的教育下，自幼好礼，“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演习礼仪。

　　七岁公元前545年，周灵王二十七年，鲁襄公二十八年，孔子在鲁。
　　周灵王死，其子贵立，是为周景王。

　　八岁公元前544年，周景王元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孔子在鲁。
　　吴公子季札赴鲁观周礼——鲁系周公封地，可用
　　天子礼乐，所以保存周礼较完备。

　　九岁公元前543年，周景王二年，鲁襄公三十年，孔子在鲁。
　　这一年郑国子产执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
　　田有封洫，庐井有伍。”（《左传·襄公三十年》）郑国大治。后来孔子对子产的政绩评价很高。

　　十岁公元前542年，周景王三年，鲁襄公三十一年，孔子在鲁。
　　鲁襄公死，其子裯（chóu）继位，是为鲁昭公。郑人游于乡校，议执政善否。然朋劝子产毁乡校，子产不听，曰：“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孔子后来评价子产这些话时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均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可见孔子对子产尊重民意评价很高。

　　十一岁公元前541年，周景王四年，鲁昭公元年，孔子在鲁。

　　十二岁公元前540年，周景王五年，鲁昭公二年，孔子在鲁。
　　春，晋侯使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春秋》，说：“周礼尽在鲁矣。吾乃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此类文献大概为鲁国所专藏，这是孔子成长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圣人的土壤。

　　十三岁公元前539年，周景王六年，鲁昭公三年，孔子在鲁。
　　齐国晏婴使晋，与晋卿叔向谈及齐政归陈（田）氏，因齐君加重赋税，滥取于民，而陈氏则采用施恩人民，收为己助的办法，以弱公室。叔向认为晋国公室也到了末世，人们听到国君的命令，“如逃寇仇”（《左传·昭公三年》）。可见这时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已经很尖锐了。

　　十四岁公元前538年，周景王七年，鲁昭公四年，孔子在鲁。孔子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论语·子罕》）说明孔子少年时代曾从事过各种劳动。
　　冬，郑国子产制定丘赋制度。

　　十五岁公元前537年，周景王八年，鲁昭公五年，孔子在鲁。
　　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论语·为政》）
　　这时孔子在童年艰苦学习的基础上，更自觉地在学业和品德上不断提高完善自己。
　　鲁国改三军为四军，叔孙、孟孙各领一军，季孙
　　领二军。当时军、赋统一，分军即分赋，所以当时称此举为“四分公室”（《左传·昭公五年》）。

　　十六岁公元前536年，周景王九年，鲁昭公六年，孔子在鲁。
　　三月，郑国铸刑书。“礼治”衰替，法治渐起。

　　十七岁公元前535年，周景王十年，鲁昭公七年，孔母颜征在卒，此后不久，季氏宴请士一级贵族，孔子赴宴，被季氏家臣阳虎拒之门外。
　　十一月，鲁国的执政者季武子卒。

　　十八岁公元前534年，周景王十一年，鲁昭公八年。传说孔子身长九尺六寸，被世人称为“长人”。

　　十九岁公元前533年，周景王十二年，鲁昭公九年，孔子娶宋女亓（qī）官氏为妻。

　　二十岁公元前532年，周景王十三年，鲁昭公十年，孔子生子，因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所以取名鲤，字伯鱼。
　　这一年孔子开始任委吏（管仓库的小吏）。

　　二十一岁公元前531年，周景王十四年，鲁昭公十一年，孔子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孟子说：“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
　　‘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万章下》）

　　二十二岁公元前530年，周景王十五年，鲁昭公十二年，孔子在鲁。

　　二十三岁公元前529年，周景王十六年，鲁昭公十三年，孔子在鲁。
　　晋会诸侯于平丘，子产、子太叔相郑伯以会。……
　　及盟，子产争承（争取使郑国少贡），自日中以争，至于昏，晋人许之。孔子认为“子产于是行也，足以为国基矣”（《左传·昭公十三年》）。

　　二十四岁公元前528年，周景王十七年，鲁昭公十四年，孔子在鲁。
　　春，季孙氏家臣南蒯（kuǎi）在费地叛，费人逐之，奔齐。

　　二十五岁公元前527年，周景王十八年，鲁昭公十五年，孔子在鲁。

　　二十六岁公元前526年，周景王十九年，鲁昭公十六年，孔子在鲁。

　　二十七岁公元前525年，周景王二十年，鲁昭公十七年，郯（tán）子朝鲁，在宴会上，他回答叔孙昭子之问，谈起其祖先少皞（hào）氏的官制。据《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

　　二十八岁公元前524年，周景王二十一年，鲁昭公十八年，孔子在鲁。
　　宋、卫、陈、郑皆有火灾。郑国裨灶认为，如不
　　祭天禳灾，郑国还要再次发生火灾。子产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昭公十八年》）这种观点对孔子重人道轻天道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影响。

　　二十九岁公元前523年，周景王二十二年，鲁昭公十九年。
　　孔子学琴于师襄子（一说此为鲁昭公十七年事，今从《阙里志》）。襄子曰：“吾虽以击磬为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习，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
　　“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孔子有所缪（穆）然思焉，有所睪（怡）然高望而远眺，曰：“丘殆得其为人矣。
　　近黮（dán）而黑，颀然长，旷（《史记》作眼）如望羊，奄有四方，非文王其孰能为此？”师襄子避席叶拱（《史记》“叶拱”作“再拜”）而对曰：“君子圣人也，其传曰《文王操》。”（《孔子家语·辨乐解》）

　　三十岁公元前522年，周景王二十三年，鲁昭公二十年。
　　孔子自称“三十而立”（《论语·为政》），即从此开始，他已奠定了治学、作人、为政等坚实的学问德业基础。根据《史记》记载，这年前后，他开始创办平民教育，收徒讲学，在最早的弟子中，比较知名的有颜路（颜回的父亲）、曾点（曾参的父亲）、子路等人。
　　郑国子产卒，仲尼闻之，为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他认为子产有君子之德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论语·公冶长》）
　　齐景公与晏婴来鲁。景公问孔子，秦穆公何以能称霸，孔子回答说他善于用人（《史记·孔子世家》）。

　　三十一岁公元前521年，周景王二十四年，鲁昭公二十一年，孔子在鲁。

　　三十二岁公元前520年，周景王二十五年，鲁昭公二十二年，孔子在鲁。
　　四月，周景王卒，其子猛立，即周悼王。王子朝
　　联络旧官、百工与灵、景之族造反，杀悼王而自立。晋人攻之，立景王另一子匄（gái），是为周敬王。

　　三十三岁公元前519年，周敬王元年，鲁昭公二十三年，孔子在鲁。

　　三十四岁公元前518年，周敬王二年，鲁昭公二十四年。
　　孟僖子将死，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向孔子学礼。孟僖于卒，孟懿子与南宫敬叔拜孔子为师。不久，孔子得到鲁昭公的支持，与南宫敬叔适周都洛阳，观周朝文物制度，拜见了老聃与苌弘，学礼，学乐，收获极大，说：“周监于二代（夏、商），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此时南宫敬叔仅十二岁，似不可能随同孔子适周。适周之事，时间上可能后些。）

　　三十五岁公元前517年，周敬王三年，鲁昭公二十五年。
　　鲁昭公帅师攻伐季孙氏，季孙、孟孙、叔孙三家联合反抗昭公，昭公兵败奔齐。孔子因鲁乱带弟子适齐，路经泰山，遇一妇人哭诉亲人被虎咬死仍不愿离开此地时，不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慨叹（见《礼记·枟弓下》）。到齐国后为高昭子家臣，借以进见齐景公。

　　三十六岁公元前516年，周敬王四年，鲁昭公二十六年。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岂能得而食诸！”（《论语·颜渊》）齐景公欲以尼谿之田封孔子，但因晏婴阻挠，没有成功（见《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齐，与齐太师语乐，听到《韶》乐（相传是舜时音乐）三月不知肉味，兴奋地说：“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
　　这一年鲁昭公自齐居郓（郓原为鲁地，此时齐为昭公攻取）。

　　三十七岁公元前515年，周敬王五年，鲁昭公二十七年，孔子在齐，齐大夫扬言欲害孔子，齐景公也对孔子说：
　　“吾老矣，弗能用也。”于是孔子自齐返鲁（见《史记》·孔子世家）。据说返鲁时迫于形势险恶，仓促中把正在淘的米未及做饭即提起来一面走路一面滤干。（《孟子·万章下》：“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
　　吴公子季札聘齐，其子死，葬于嬴、博（临近鲁境之齐地）之间，孔子往观其葬礼（见《礼记·枟弓下》）。
　　吴公子光使专诸刺吴王僚而自立，是为吴王阖闾。

　　三十八岁公元前514年，周敬王六年，鲁昭公二十八年，孔子在鲁。
　　晋魏舒（魏献子）执政，灭祁氏、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为七县，羊舌氏之田为三县，选派贤能之士（包括其子在内）为县宰。孔子十分赞赏，说魏子之举“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鲁昭公至晋，居乾侯（晋邑）。

　　三十九岁公元前513年，周敬王七年，鲁昭公二十九年，孔子在鲁。
　　冬季，晋铸刑鼎，赵鞅、荀寅把范宣子制定的刑书铸在铁鼎上。孔子认为，这样做就会“贵贱无序”，破坏等级制度，不由得发出了“晋其亡乎！失其度矣”的感叹（《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四十岁公元前512年，周敬王八年，鲁昭公三十年，孔子在鲁。
　　孔子自称“四十而不惑”（《论语·为政》），所谓“不惑”盖指“而立”时确立的世界观，人生观已坚定不移。

　　四十一岁公元前511年，周敬王九年，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在鲁。

　　四十二岁公元前510年，周敬王十年，鲁昭公三十二年，孔子在鲁。
　　冬，鲁昭公卒于乾侯。季孙意如立昭公弟公子宋，是为鲁定公。

　　四十三岁公元前509年，周敬王十一年，鲁定公元年，孔子在鲁。
　　夏，昭公灵柩自乾侯归葬鲁，定公即位。

　　四十四岁公元前508年，周敬王十二年，鲁定公二年，孔子在鲁。

　　四十五岁公元前507年，周敬王十三年，鲁定公三年，孔子在鲁。
　　邾庄公卒，邾隐公即位，将冠，使人问冠礼于孔子。

　　四十六岁公元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鲁定公四年，孔子在鲁。
　　孔子率孔鲤与部分弟子观鲁桓公庙宥坐之欹器，对孔鲤与弟子们说：“吾闻宥坐之器者，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恶有满而不覆者哉！”他认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聪明圣智，守之以愚；功破天下，守之以让；勇力抚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谦；此所谓挹而损之之道也。”（《荀子·宥坐》）

　　四十七岁公元前505年，周敬王十五年，鲁定公五年，孔子在鲁。
　　六月，鲁国季孙意如（季平子）卒，其家臣阳虎
　　囚其子季孙斯（季桓子），而专鲁政。阳虎欲见孔子，孔子不见，于是馈孔子豚，欲待孔子拜谢时见孔子。孔子不想见，打听得阳虎不在时前往拜谢，但不巧在路上二人相遇了。阳虎劝孔子出仕，孔子口头答应，但终不仕（见《论语·阳货》）。退而修《诗》、《书》、《礼》、《乐》，以教弟子。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

　　四十八岁公元前504年，周敬王十六年，鲁定公六年，孔子在鲁。

　　四十九岁公元前503年，周敬王十七年，鲁定公七年，孔子在鲁。
　　二月，齐将郓、阳关二地归还鲁国，阳虎据为己有。

　　五十岁公元前502年，周敬王十八年，鲁定公八年，孔子在鲁。
　　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所谓“知天命”指的是掌握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冬，阳虎欲去三桓，谋杀季氏未遂，随入讙（今山东省宁阳县西北）、阳关（今山东泰安市东南）以叛。
　　公山不狃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因子路反对而未成行（见《论语·阳货》）。

　　五十一岁公元前501年，周敬王十九年，鲁定公九年，孔子在鲁。
　　六月，鲁伐阳虎，攻打阳关。阳虎突围奔齐，旋逃亡宋国，最后逃至晋国，投赵简子。孔子说：“赵氏其世有乱乎！”（《左传·定公九年》）
　　孔子任中都（今山东省汶上县西）宰，卓有政绩，治理一年，四方则之。

　　五十二岁公元前500年，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孔子在鲁。
　　孔子由中都宰升小司空，由小司空升大司寇，摄相事。
　　夏、齐与鲁媾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夹谷（今山东省莱芜市南）。孔子以大司寇身份为定公相礼，孔子认为“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事先做了必要的武事准备。齐欲劫持定公，孔子以礼斥之。齐君敬畏，遂定盟约，并将侵占的郓、讙、龟阴等地归还鲁国以谢过（见《谷梁传·定公十年》）。

　　五十三岁公元前499年，周敬王二十一年，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在鲁。
　　孔子为鲁大司寇，鲁国大治。据《品氏春秋·乐成》记载，开始尚疑其才，既而政化盛行，国人诵之（见《孔丛子·陈士义》）。

　　五十四岁公元前498年，周敬王二十二年，鲁定公十二年，孔子在鲁。
　　孔子为鲁国大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孔子为了削弱私家以强公室，向鲁定公建议：“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今三家（三桓）过制，请皆损之。”（《孔子家语·相鲁》）遂将堕三都。当时，正值叔孙、季孙之家臣侯犯和南蒯各据其都叛，叔、季二氏也支持这一主张，于是先拆毁了叔孙氏的郈邑（今山东省东平县南）和季氏的费邑（今山东省费县）。堕费时，费宰公山不狃乘鲁都（曲阜）空虚，率费人攻曲阜，幸赖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二大夫率部反击，败公山不狃于姑蔑（今山东省驷水县东）。公山不狃逃奔齐国。遂堕费。
　　可是再去堕孟氏的成邑（今山东省宁阳县东北）时，却受到孟氏家臣公敛处父的抵制而失败。堕三都至此半途而废（《史记·孔子世家》）。

　　五十五岁公元前497年，周敬王二十三年，鲁定公十三年。
　　鲁国得治，齐国畏惧。齐欲败鲁政，于是便选美女八十人，衣以文衣，并文马二十四驷馈鲁君。季桓子受之。鲁君臣荒于女色，怠于政事，多日不听朝政，也不按礼制送膰肉（当时郊祭用的供肉）给孔子，孔子失望，于是去鲁适卫，开始了十四年访问诸侯列国的活动。
　　孔子到卫后，居住在卫都帝丘（今河南省滑县）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按照孔子在鲁国的待遇给予俸禄。后卫灵公听信谗言，监视孔子，于是孔子便在这一年的十月去卫适陈。在过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县境）时，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虎（因阳虎曾欺压匡人，而孔子的长相又极似阳虎），围困了孔子。后经蒲地（也在长垣县境），适逢公叔氏欲起事，又被围困。孔子与蒲人订盟，返回卫都，住在蘧伯玉家。

　　五十六岁公元前496年，周敬王二十四年，鲁定公十四年，孔子在卫。
　　孔子回到卫都，曾见卫灵公夫人南子，子路不悦；
　　灵公与南子还让孔子为次乘招摇过市。

　　五十七岁公元前495年，周敬王二十五年，鲁定公十五年，孔子在卫。
　　邾子朝鲁，子贡观礼。鲁定公卒，其子蒋立，是为鲁哀公。

　　五十八岁公元前494年，周敬王二十六年，鲁哀公元年，孔子在卫。

　　五十九岁公元前493年，周敬王二十七年，鲁哀公二年，孔子在卫。
　　孔子见卫灵公不能用他，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说：
　　“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史记·孔子世家》）由此，决计离卫西去，投奔晋国赵简子。走到黄河边，听说赵简子杀害了两个贤人，不由得临河而叹，返回卫国，然后去卫如曹适宋。
　　在适宋的路途上，曾与弟子习礼于枟树之下，宋司马桓魋欲害孔子，派人把大树砍倒了。孔子微服而行，逃到郑国，郑国也没有接待他，只好取道适陈。
　　夏，卫灵公卒，立蒯瞆之子，是为卫出公。

　　六十岁公元前492年，周敬王二十八年，鲁哀公三年，孔子在陈。
　　这年秋，鲁国季桓子病，后悔过去未能长期用孔子
　　而影响了鲁国的振兴。临死之前，嘱其子季康子要召回孔子以相鲁。后来由于公之鱼的阴拦，季康子改变了主意，派使改召孔子弟子冉求。冉求将行，孔子说：“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也。”（《史记·孔子世家》）这一年，孔子已经六十岁了，他很想回到家乡，能为鲁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孔子曾说：“六十而耳顺。”意思是说这时他听到任何事情，都能立即辨明是非。

　　六十一岁公元前491年，周敬王二十九年，鲁哀公四年，孔子在陈。

　　六十二岁公元前490年，周敬王三十年，鲁哀公五年，孔子在陈。
　　（这里只注明孔子以卫、陈为据点的大概年份。）

　　六十三岁公元前489年，周敬王三十一年，鲁哀公六年，孔子在陈。
　　这年吴伐陈，楚来救，陈国大乱。孔子离陈过蔡地去负函（楚地，分河南信阳，楚有贤大夫沈诸梁即叶公驻此），在陈蔡间被困，绝粮七日，弟子饥馁皆病，孔子依然讲诵，弦歌不止。子路等由于屡遭挫折，对孔子之道产生了怀疑，只有颜回认识到孔子道大，不为当时所容，“是有国者之丑。”孔子为有颜回这样的弟子感到高兴。（《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路上连续遇到当时的一此隐士，如长沮、桀溺、荷蓧丈人和楚狂接舆等的嘲讽，桀溺劝子路跟他们一道做避世之人。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表示了为改变天下无道局面的决心。
　　孔子到了负函，与叶公见面，叶公问政，孔子说：“近者说（悦），远者来。”（要使境内的人都喜悦，使境外的人都向往而来）。叶公又通过子路问起孔子是怎样的一个人物，子路不知如何回答。孔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何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
　　楚昭王欲重用孔子，使使奉币来聘，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由于楚令尹子西的阻拦，此议遂止。孔子在楚讲学问当时比较落后的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了中原文化。

　　六十四岁公元前488年，周敬王三十二年，鲁哀公七年，孔子在卫。
　　孔门弟子多仕于卫，要求孔子返卫，孔子便返回卫国。子路问孔子：“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说：“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论语·子路》）。
　　夏，鲁哀公与吴人会于鄫（今山东省峄县境内），吴向鲁索取牛、羊、猪名一百头为祭品。吴太宰讙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谢，子贡以周礼说服了伯讙，维护了鲁国和季康子的尊严。

　　六十五岁公元前487年，周敬王三十三年，鲁哀公八年，孔子在卫。
　　三月，吴伐鲁，吴大败，孔子弟子有若参战有功。

　　六十六岁公元前486年，周敬王三十四年，鲁哀公九年，孔子在卫。

　　六十七岁公元前485年，周敬王三十五年，鲁哀公十年，孔子在卫。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六十八岁公元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在鲁。
　　春，齐师伐鲁，孔子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访问列国诸侯十四年颠沛流离的生活。
　　孔子返鲁后，鲁哀公问政，孔子曰：“政在选臣。”（《史记·孔子世家》）又问：“何为则民服？”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论语·为政》〉季康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季康子欲行“田赋”，即将军费改按田亩征税，使冉求问孔子，孔子曰：“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季氏不听（《左传·哀公十一年》）。
　　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专心从事文献整理和教育事业，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并继续聚徒授业，培育治国贤才，据史载：“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史记·孔子世家》）。

　　六十九岁公元前483年，周敬王三十七年，鲁哀公十二年，孔子在鲁。
　　春，鲁实行田赋。
　　夏，鲁昭公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吊。
　　与鲁太师（乐官）论乐，孔子说：“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热烈），纵之纯如（和谐），皦如（清晰），绎如（络绎不绝）也，以成”。孔子又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
　　冬十二月（周历十二月相当于夏历十月），鲁国发生蝗灾，季孙问于孔子，孔子说：“丘闻之，火伏而后蜇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左传·哀公十二年》）十二月属冬季，不该有蝗虫。孔子认为这年十二月有蝗虫，不是自然界反常，而是司历者算错了时间。
　　孔子之子伯鱼卒。

　　七十岁公元前482年，周敬王三十八年，鲁哀公十三年，孔子在鲁。
　　孔子曾说：“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也就是说，到了七十岁，任何想法和做法都不会越出仁道原则和周礼所定的规矩了。
　　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史记·孔子世家》）

　　七十一岁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鲁哀公十四年，孔子在鲁，作《春秋》。
　　春，管山林的人（“虞人”）在曲阜西边的“大野”打猎，捕获一只怪兽，据说是麟，孔子说：“吾道穷矣！”于是绝笔，停止了修《春秋》。
　　颜回死，享年四十一岁，孔子哭之恸，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论语·先进》）
　　六月，齐国的陈恒（又叫田成子）杀死齐简公，孔子劝鲁哀公及“三桓”讨之，以正君臣之义，毫无结果。在齐国的这次政变中，孔子弟子宰予死于难。

　　七十二岁公元前480年，周敬王四十年，鲁哀公十五年，孔子在鲁。
　　冬，卫有政变，蒯瞆逐其子出公而自立，是为卫庄
　　公。孔子弟子子路此时为卫大夫孔悝的邑宰，死于难，孔子恸甚。

　　七十三岁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
　　周历四月十一日（即夏历二月十一日）孔子寝疾七日而殁，葬于鲁城（今曲阜）北泗上。鲁哀公诔（lěi）之曰：“旻（mín）天不吊，不*（yìn）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不少弟子为之守墓三年，临别而去，哭尽哀，或复留。唯子贡庐于墓凡六年，然后离去。弟子及鲁人往从墓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名孔里。并把孔子故居改为庙堂，藏孔子平生衣冠琴书于堂中。自此以后，年年奉祀。今曲阜之孔庙、孔府、孔林，所谓“三孔”者，即始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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